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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租车运营采取特许经营制，政府对出租车进行数量管控，企业要想运营需要从政府获得指标。有人说出租企业手握指标形成了垄断行业，您怎么看？
杨传堂：垄断分为企业和行业的垄断，很多人认为政府在垄断，其实不存在。我们全国出租车130万辆，就业人数260万人，运营企业8000多个，同时还有13万个体户，每年承担400亿人次的运输任务。其实出租车行业是开放比较早的行业，不存在政府垄断。
但是有些企业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，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。我们对它进行限制，首先价格要管控，政府出台指导价；另外，不断提高服务。去年，交通部已经公布了出租行业的服务标准。希望在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下，形成良好的劳动关系，主要是企业和司机的关系。其实，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。
京华时报：有人说企业拿到指标就能坐收利润？您怎么看？
杨传堂：可能有这种现象，不是普遍现象。主要是一些个体户，他自己不开车，将车辆委托给别人，甚至产生“一托”“二托”。这有个历史形成的原因，中国首批出租车司机可能就是这部分人，当时他们下岗没有工作，为了解决就业，允许他们拿出钱经营出租车，这种情况比较复杂。另外，还包括有些挂靠的企业。
谈“份儿钱”
出现停运问题不排除企业参与
京华时报：目前，出租车企业的利润高吗？
杨传堂：企业的效益有高有低，究竟平均水平多少，各地不完全一样。很多司机说现在“份儿钱”多，企业赚钱太多，其实，这跟司机收入的变化有很大关系。在出租车发展初期，司机月收入3000元，当时一个处级干部的收入是1000多元。现在他的收入是六七千元，一个处级干部收入也是这些，所以他们的那种优越感没有了。
京华时报：您觉得出租车的“份儿钱”高吗？
杨传堂：有司机说，“份儿钱”那么贵，能不能降一降，我觉得不能降，该多少就是多少。首先，企业为司机承担三险；第二、司机要多劳多得。有司机说睁开眼就要交钱，不能说这不是一种现象，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背后的问题，问题很复杂。
京华时报：司机有自己的利益。
杨传堂：那当然，我刚才说的最大公约数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要考虑多方的利益。
京华时报：您如何看待出租车司机与企业之间的“恩怨”？
杨传堂：其实，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，比如刚才说的司机收入落差原因，他会说“份儿钱”太高。另外，还有一些人，不想被监管，我们要求通过招投标去经营，但是有人会反对。过去，在18个城市有过停运纠纷，人数很少但影响很大。
我们曾详细了解过杭州的一次停运纠纷，其实就是几个出租车司机说“份儿钱”太高，没法干了。但当职能部门的人告诉他不要干的时候，他却不会不干。这些事件中，司机虽然是表现者，但他背后有没有企业参与其中，我们不排除。所以政策出来之后，你可以看一看，大约有28条。
